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,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,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、质量和价格,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,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,就根本卖不动了。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,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,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,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,又在Ga0最典型的买办经济,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,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,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,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,实在是倒行逆施。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,也保不住国内市场,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,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。

        走投无路之下,一些农民不顾禁令,开始种植起了罂粟,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。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,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,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,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、云南和印度的烟土,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,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。

        ――类似的情况,在西部的鸦片产地也发生过。抗战期间,西康省为铲鸦片Si了7个县长,上千保安队。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,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乱,宣布不再禁烟、铲烟,不收烟税。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,价格暴跌,贩毒无利可图,毒贩子从此大减。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,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种植量,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,当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瘾客,户户绕烟云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,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,便无限悲哀地发现,自己是歉收要饿Si,丰收也要赔本,种什么都挣不到钱,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,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,怎么样都没了活路。

        叶圣陶先生的着名短篇小说《多收了三五斗》之中,就讲述了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,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,在丰年反而b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。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,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现实――荒年绝望,丰年更绝望!

        为了在这种绝境之中求生,农民们要不就涌入城市闯世界,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革命的道路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很显然,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,地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

        首先,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,因为米价低廉,等于是缩水了许多,而若是收银钱的话,农民又缴纳不出来;其次,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、肥料和口粮的款子也收不回来,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;最后,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,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滚刀r0U,索X自己种稻米自己吃,不交税也不交租,能活一天是一天。万一地主上门催讨,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,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。…,

        而很多地主则发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高,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。更要命的是,在花了这么多费用之后,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,甚至经常会打Si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,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。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,也还是得不偿失――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子。

        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,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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